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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展览 | 汉风唐韵--敦煌市博物馆典藏古代文献特展(下)
20-05-12, 10:26 AM

内涵丰富的魏晋十六国墓葬文献


镇墓文又称“解注文”,是东汉后期出现的写在镇墓陶器上的解殃文辞,是重要的墓葬文献之一。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敦煌新店台和祁家湾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镇墓罐,多成对出土,一件放置于墓主人头部,一件放置于脚旁。敦煌随葬镇墓罐的习俗来源于东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镇墓瓶随葬习俗,这一习俗由魏晋至十六国时期的中原移民带入。


敦煌的镇墓文在丧葬文化史上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利用它们,可以考察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丧葬风俗、民间信仰以及语言文字、书法、文学等方面的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和历史价值。


一、镇墓文的主要内容

镇墓文主要书写墓主人去世时间及建除十二直、生前所在郡县乡里、墓主人的姓名及相关信息、解注辞与隔绝生死辞、沟通人鬼的神灵以及代替死者承受央咎、罚作的承负之物等六个方面的内容。不同镇墓文繁简不同,其中墓主人姓名、去世时间与隔绝生死辞出现最为频繁。目的主要是为世上生人除殃祈福,为地下死者解谪祛过,使之免除再受罚作之苦;同时也是为了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反映了河西民众“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敦煌民众丰富的生活世界。


二、镇墓文的书写格式

魏晋十六国敦煌镇墓文的书写都有一定的格式。虽然镇墓文在字数上从四字至百余字不等,但在书写时总是依照一定的格式进行,也包含特定的用词及含义。大体格式如下:

死者去世时间与建除十二直(年号 + 具体年份 + 朔日天干地支 + 具体日期 + 某日天干地支 + 某直)+死者生前所在郡县乡里(某郡 + 某县 + 某乡 +某里)+ 沟通人鬼的神灵以及代替死者承受央 咎、罚作的承负之物(“今下斗瓶、五谷、铅人,用当复……”+“青乌 子、北辰 ,诏令……”)+ 解注辞与隔绝生死辞(“某注 + 某注 + 某注”+“乐莫想念、苦莫相思、生人前行、死人却步”)


三、镇墓文的书法特点

敦煌镇墓文是研究汉至隋唐间书法发展的直接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敦煌具有悠久的书法历史,镇墓文反映了中下层民众书法的独特面貌和民间书写活动。


魏晋十六国时期镇墓文的书体总体以隶书为主,体势扁平。横画具有“蚕头燕尾”的特征。最具特点的是多数镇墓文末尾的一个“令”字,尾部往往拖得很长,甚至延一行,颇具特色。西晋时期的镇墓文书迹,已经逐渐开始摆脱隶书扁平的体势,向纵长转化。横画和捺画收笔粗重,仍然保留了隶书的一些特色。十六国时期镇墓文的书体在继承西晋时期基本特点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行草书的数量增加。这一时期的镇墓文在很多书迹中仍然保留了隶书捺画肥厚的特点,但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行、草书的运笔中增添了更多的连笔。另外,在十六国时期,敦煌镇墓文的书迹已出现从隶书向楷书逐渐转化的趋势,但在楷书中又明显具有隶书的意蕴。


工整考究的敦煌藏经洞文献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公元11世纪初叶,由于时代更迭或战乱等尚未确知的原因,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文物五万多件被秘藏于此窟,砌墙封门,且表层饰以壁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16窟时,偶然发现侧面有一个密室,尘封千年的文化艺术宝库随之重现世间,这是20世纪初轰动世界的我国考古学重大发现之一。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 这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敦煌学” 。


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藏经洞文献主要以佛经为主,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发展进程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一、藏经洞封闭之谜

藏经洞是凿于第16 窟甬道北壁上的一个小窟。它面积不大, 窟内地面近于方形,可利用的空间只有19 立方米。藏经洞原为洪䛒影窟,为什么变成了藏经洞? 它是何时封闭的, 其原因何在? 敦煌学专家、学者钻进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地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只好另辟途径,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主要说法有这样几种:一、避难说:认为这么多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是莫高窟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二、废弃说: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这个石室封存起来。三、书库改造说:持这种说法的学者认为,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以上有关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和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

二、写经体与写经生

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的文化艺术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中国特有艺术形式的书法也概莫能外。敦煌文献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佛经,印刷技术尚未发明的南北朝时代,传抄便成了流传的唯一手段。魏晋南北朝又是佛教兴盛的时代,宗教传播与信仰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写经的事业,社会上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些专门抄写佛经的人,这便是在敦煌文献中常见的经生、写经生。他们的书体也被称作写经体。佛教书法由此也得以形成并逐渐发展和演变,终自成一体,蔚为大观。

缮写佛经的人员以寺院僧尼和靠抄经为业的经生为主要组成部分。抄经者大都是专业的经生,敦煌当时有固定的写经组织,官方写经组织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职业写经组织,负责为当时当地的佛寺提供经卷,也为当时的官僚机构抄经,以满足佛教信仰者供养的需要,写经要求字迹清晰整洁,美观大方。

三、敦煌佛教经典的书体流变

 藏经洞文献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5万多卷墨迹,对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

“写经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地展现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向楷书转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北魏时期写经字体处于隶楷之间,横划起笔轻收笔重,已无明显“蚕头燕尾”,字形较方,结构紧凑,稍有斜势。而楷书在进入唐代以来,呈现出一种高度成熟的特性,反映在敦煌民间书法中亦是如此。盛唐以降,审美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瘦硬、严劲的面貌开始逐渐转向肥满丰腴的轨道上来,所以这个时期风格宽泛而饱满。

敦煌遗书各体皆备、风格多样、形式各异,但又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自然、淳朴的审美情趣,它既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有着其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又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书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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